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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东大史文化学院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了 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与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们一致认为，这批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 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 多的汉代度量衡器，精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了珍贵的实物，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另外，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了重要线索。在此次 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进一步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晋南地区的半坡期遗存与渭水流域半坡期遗存经历了基本相同的发展阶段。庙底沟期遗存中的尖底瓶之重唇口等典型特征，在晋南地区半坡期遗存的早段已经出现，发展序列基本清楚。同时，该地区的半坡期遗存在晚期受到渭水流域的强烈影响。因此，该地区的庙底沟类型之源似可追溯得更早。8年3～4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为配合郑州市绿都置业有限公司工程建设进行抢救性发掘，共古墓葬7座，只有M7残存有陶俑等文物。较完整的随葬器物有28件，时代大致在72年。多友鼎以其长篇铭文和丰富的内容，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笔者经考证认为，金文"广伐"一词为专用贬义词，并非指战争规模，而是专指外族或敌方对周的"侵犯"、"进犯"。作器者多友不是郑桓公友，他只是武公的部将，研究者对于金文人名与文献人物的比较研究存在较多乱象，笔者认为金文铸人名不可能用借字，所以金文人名间的考证也不适用同音借。多友鼎铭文分别记载战后周王对武公的赏赐以及武公对多友的赏赐，是西周严格等级制度的反映，也体现了西周赏赐制度的一些特征。至于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杨冢等的地望，有研究者根据新出尚父簋认为其地在山西新绛，笔者认为尚父簋的作器者不可能是杨侯长父，故其观点不能成立，且京师也不可能是指宗周镐京。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和杨冢的地望，只能在陕西豳地。2年连云港海州区双龙村西汉墓M1出土名谒M1︰3，整理者释作"孤子曰平侯永"。本文考证"曰"字当释作"西"。西平侯永，即见于《汉书》的西平侯于永，为西汉宣、元时期丞相于定国之子。名谒中于永自称"孤子"，显然是在其父去世不久。据史书记载，于定国死于永光四年(前4年)，子于永继承爵位，当时尚不满3岁。又据考于永嗣侯位2年即薨，《外戚恩泽侯表》记为"二十四年"误，"四"当属衍文。如此，M1︰3名谒可能出现的时间为公元前4至前2年。又同墓所出另一枚M1︰29名谒记载"弘农太守匡"，据考即见于《汉书》的张匡。此人在河平四年(前25年)任太中大夫时上书"陈日蚀咎"，升擢弘农太守在此后。因此M1︰29名谒可能出现的时间为公元前25年之后。综合两枚名谒的信息，M1的下葬年代可以确定在公元前25至前2年之间。陕西神木县纳林高兔村战国墓中出土的圆雕勾喙蹄足有角神兽金铸像，带有复杂多元的文化元素，既有我国北方草原文化的造型特征，又融合了欧亚草原斯基泰艺术的装饰风格，呈现出复杂的文化背景和传承关系，其所具有的神秘信息有待解读。从语源学、文物学、艺术学角度对神兽金铸像造型的分析表明，其所具有的勾喙、蹄足、长角、有耳鸟首等特征，与先秦两汉古文献记载的嬴秦飞廉族的历史、风神形象等信息重合，并且传承关系密切；与欧亚草原艺术中常见的勾喙蹄足后蹄反转的神兽造型、北方草原鹿石上的神兽形象相似，相关性显着。本文认为，神兽金铸像的母题来源是风神飞廉，文化内涵源于商族的鸟图腾、草原文化和巫文化的鹿图腾，兼有嬴秦族的龙图腾和古印欧文化的双头神兽形象元素，呈现出交互杂糅的文化传承关系。漳窑米黄釉瓷器中带有纪年铭文的传世品和出土物比较少见， 博物馆、财团法人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和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分别收藏了一件刻有"大明万历乙卯年(万历四十三年)""漳州""同安县""东溪乡""陈福成""元寺"等铭文的瓷雕作品，造型典雅隽秀，线条流畅优美，工艺高超精湛，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本文结合文献和前人研究，考释瓷雕铭文和相关内容，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生产瓷雕的窑口位于泉州府同安县东门外东溪附近，今属厦门市同安区东溪一带，地处厦、漳、泉三角放区的中心位置；陈福成监制瓷雕，并于铭文中体现地缘位置，展现出漳窑生产中浓厚的同业竞争的商品经济意识和形态；瓷雕皆为元寺供养器，为定烧之物，铭文内容丰富了明代瓷器的供养铭文体例。石窟寺壁画保护修复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已取得了较为成熟的修复理念和修复工艺。本文以新疆龟兹研究院所藏库木吐喇石窟已揭取壁画的具体保护修案为例，探讨石窟寺壁画保护技术。汉代是玉璧发展的繁盛期，汉墓随葬玉璧现象很普遍。本文以考古为基础，结合文献，对汉代玉璧的随葬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汉代玉璧随葬具有等级和性别差异，诸侯王、列侯、中 吏或 以及低级吏或 四级间随葬玉璧的数量、质量差异明显，且男性墓主随葬玉璧现象更为普遍。11年4月，山东大学考古系对日照苏家村遗址进行了系统调查和勘探，在遗址中发现了一周龙山文化时期的壕沟，结合遗址中发现的遗物，认识到苏家村遗址是一处龙山文化早中期的环壕聚落。本次调查对进一步认识日照地区聚落控制体系及小型中心聚落有重要意义。"阙"是我国古代王都宫门或者城门之前的装饰建筑形式，是悬挂法令之处。阙 早出现在西周，直至春秋时期，只有周王室与鲁国的城门之前才有这种形式。战国时期，"阙"成为各个诸侯国都城门之前的建筑。战国中期，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年)，商鞅按照魏阙的样式"筑冀阙、宫庭于咸阳"。冀，先秦时期指晋南；文中所说的"冀阙"就是立在魏国旧都安邑宫门之前的阙。从此我国古代的"阙"又有"冀阙""魏阙""象魏"之称。商王朝之前存在一个由夏族人建立的夏王朝，这在较为可靠的先秦文献中有充分的论述。考古学为夏的存在了坚实依据，传世文献有关夏的一些记载得到了考古上的印证，地下出土夏至东周时期有关夏史的金文、甲骨文、竹简、陶文、骨刻辞等文献材料，也为夏的存在了实证或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