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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雀园大肃反"旧址为示后人、悼念在大肃反中殉国烈士而建，是鄂豫皖根据地旧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肃反"经历初级阶段、"新" 及扩大阶段，给鄂豫皖红及苏区建设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9年4月，洛阳市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市孟津县送庄乡三十里铺村东南，发现并了曹魏名将曹休的墓葬。这不仅为东汉曹魏墓葬分期了标尺，也有助于认识曹操墓，为寻找曹魏帝陵和陪葬墓了线索。本文通过对邢台与温县两地有关邢都文献与考古的对比研究后，认为商代邢都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从目前所发现的商代都城的五条标准比较而言，邢都探索只能从河北邢台与河南温县同时加大研究力度，方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目前许昌地区发现的汉代陶器主要有熏炉、壶、耳杯、井、磨、仓、灶、奁、鼎等，类型比较丰富。本文对许昌地区现藏部分陶器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并参考相关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成果，对年代进行了大致推定。综合而言，许昌地区的两汉陶器在形制、工艺等方面，与两汉时期的主流文化面貌大同小异，能够代表并反映当时的技艺特征、工艺水平以及人们的审美倾向。宋代绘画成就非凡，自2世纪以来，一直为东西方学术界所瞩目。本文以画梅艺术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存世的作品技法和图式风格分析，梳理出画梅艺术在宋代呈现出的典型风格，并以此展示宋画艺术的高度性、系统性、辐射性。世纪，新式美术学校出现了教师-艺术家的特殊身份。潘天寿早在2年代就进入新式学校从事画教学，深感传统国画面临着"被改造"和"被融合"的双重压力，危及生死存亡。面对挑战，他的应对策略是"拉中西绘画距离"，在国画教学训练方面主张去契斯恰科夫素描体系；就具体方法而言，他在教学对话和笔谈中，通过传统中西绘画的对比，表达了对国画发展方向的见解，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思想逻辑。世纪美术 影响力的一种选择是以徐悲鸿和林风眠为代表的中西融合的倾向。"融合主义"辟了艺术的新局面，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画的发展问题，并引发了一种民族虚无主义情绪。而潘天寿认为东西方艺术具有各自的传统和艺术特色，他强调画的独立价值，明确提出了"中西绘画，要拉距离"的论断，主张画要在保持自身特色和"以我为主"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潘天寿通过对民族文化艺术的强调和民族精神的振兴而着眼于未来，"拉距离"说具有深远的内在意蕴。世纪的绘画史展现了欧洲启蒙运动的进程。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画家和作品的分析讨论，本文提出了几对矛盾而又相互转化的概念：光亮与阴影，与天赋，理性与感性等等，它们在深层的本质上相互交织。必须以正确的尺度为向导，取得良好平衡的中间状态，才能具有积极的意义。"启蒙的辩证"体现了人类的复杂本性及其改造世界中的无限探索南京城南颜料坊工地近年出土的六朝墨书瓷器总计92件。迄今为止，在六朝建康城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墨书瓷器数量 多、 为重要的地点，可以推考为六朝时期秦淮河岸四航之一的竹格航。根据层位关系以及器物的造型、装饰特点等，这批墨书瓷器分属孙吴西晋、东晋、南朝三个时期。其器类仅见钵、盏、盘，墨书 少者只有1字， 多达4余字，一般书写于外底露胎处。其字迹大多清晰可辨，所见书体不一，反映了当时都城普通民众书法之面貌。墨书内容大体可分6类：姓名类、器名类、器物用途类、吉语类、符号类、记事类，其中以标明器物所属关系占大宗，目的是为了将容易混淆的个人生活用品区分来，从而达到卫生的要求。墨书中的"塸(区)"乃六朝时期钵类器之本名，"共食""众食"则与佛教斋仪有关。六朝墨书瓷器或受汉代墨书陶器及漆器上的物主标记影响，与宋元以降的同类器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根据目前的材料，还难以得出六朝墨书瓷器曾经直接影响日本的结论。1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邙山东汉陵区内征集到一枚封泥，形状为方形，封缄方式为方槽式检，背面有三道绳痕嵌入泥中，正面阳文篆书"原陵监丞"。通过与已发现的其它东汉时期的封泥形制、印文特征的比较，明确了该封泥的时代。"原陵"作为东汉的座陵园，目前具体位置并未确定；"监丞"为东汉陵园食"食监"的副职，主要负责祭祀，因此，"原陵监丞"封泥的发现，对东汉帝陵的方位及陵园职的研究有积极意义。本文还通过已发现的有关两汉时期的封泥、印章，结合文献记载，对汉代陵园职的具体构成和分工进行了梳理。西汉时期，陵园周边具体的管理机构有陵庙、寝园、陵园，陵庙、寝园有令、丞、郎；陵园除令、丞、郎外，还有校长；食有令(长)、丞。东汉时期，陵寝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机构减省，不设陵庙、寝园，陵园兼有原来寝园的职能，陵园职有令、丞及校长，食有食监、监丞。罗汉寿字插屏是故宫旧藏的一件祝寿题材的插屏类文物。这件文物的屏心上面布满了精浮雕，这块浮雕由人物、动物和植物等形象构成，而且这些形象都是表现祝寿寓意的常用传统形象。就浮雕艺术而言，这块浮雕在雕刻方式和形象上都具有鲜明的独特性。本文从浮雕艺术的基本方式入手，对其分层方式、构图、形体压缩、雕刻手法及造型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剖析和阐释，总结了它们的特点，并深入分析了这些特点的形成原因。指出由传统的尊卑观念形成的等级主次意识、类型化的事物认知方式、概念化的形象设定三者结合是这件插屏浮雕方式特点产生的直接原因，而注重表意、"意大于形"的传统"道、器"关系认知则从深层促使了这些特点形成。《唐令狐览墓志》志主五代祖令狐德棻，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州)人，唐朝史学家，主编《周书》，参与编撰《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等。志主令狐览，史籍无载，以门荫补元陵挽郎，后步入仕途，从太子内局丞至同州长史，凡9任，以德，治亦有声；夫人河东薛氏，无子，有女4人。会昌二年(842年)冬因终于京兆府鄠县封峦乡长乐里之郊，享年78岁。次年合祔于京兆府万年县鲍陂里夫人之旧茔。墓志详述令狐氏世系及志主令狐览一生，印证史实，补正史书缺漏，不仅是研究令狐氏家族的重要，也为研究唐代的门荫制度、挽郎问题了新。本文结合史料对墓志进行详实考证，对令狐氏之衍变也进行了论述。南阳市博物馆珍藏的张景造土牛碑、汉中赵君之碑和故宛令益州史李孟初神祠碑三通汉碑。现存国内的汉碑数量较多，风格类型多样。清代王澍在评价《礼器碑》时曾指出汉碑"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本文对南阳市博物馆收藏的三通汉碑的时代、碑首的形制、碑文的内容以及书体的风格等进行比较研究，以揭示三通汉碑的异同和各自的特点。《殷周金文集成》11914号距末上的两字，以往学者在字形释读上有误，通过观察的照片，这两个字应当释作"圣守"，"圣"字可以通作"亭"，那么"圣守"就应读作"亭守"，按照器物命名惯例，这件器物当改称作"圣守"距末或"亭守"距末。《文物》211年第9期刊布的一件楚国铜矛，发表者未能正确释读出器主名，只能释读作"竞□"。然而从发表的图片可知，器主的名字当是从"力"从"又"从"畏"声的一个字。典籍中"竞"可以通作"景"，"畏"可以通作"翠"，因此，这件铜戈的器主乃是战国有名的楚国将"景翠"，这件铜戈当改称为"景翠矛"。